“两高两部”印发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

[46]参见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南京市公安局、南京市司法局共同制定的《关于规范新就业形态下餐饮网约配送员劳动用工的指导意见（试行）》，宁人社规〔2021〕4号，第1条。

 四、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视域中行政复议制度的司法化面相根据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理意旨，行政复议制度的司法化面相主要体现在复议主体、复议过程以及复议决定等事项上。为确保纠纷解决之底线正义，各纠纷解决制度须恪守基本的司法原理和准则。

这就是为何在已经有行政诉讼这一行政纠纷解决制度的前提下，还要单独在行政系统内创设行政复议的重要原因。比如，在行政行为的审查标准上，法院一般只能审理其合法性问题，合理性的审查权限非常小。三是探索符合行政复议工作特点的激励保障机制，在提升工资福利待遇的基础上加大对行政复议系统涌现的典型人物的挖掘与宣传，借此讲好行政复议故事。1999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制度开始走向正轨，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这不切实际，亦是对他们不合情理的过高要求，相反通过体制机制设置将纠纷解决主体的中立地位予以制度化，方为可靠。

在我国封建社会，受天人合一以和为贵中庸之道等儒家思想的影响，诉讼并非唯一的纠纷解决渠道，调解神判等也扮演着颇为关键的角色，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命题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思想和社会基础。因为裁判者总体上是以中立的第三方角色出现的，是基于公益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二)母法说成为通说的原因分析既然宪法学前辈们用母法只是对宪法通俗的描述，并没有在源和流的意义上阐释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那么，从内容的源和流意义上理解两者关系的母法说在当下怎么会成为通说的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这是对作为总章程的宪法的生动阐述。长期以来，母法说将宪法称为母法，将普通法律称为子法，该通说将立法行为理解为对宪法的具体化。例如《宪法》第10条规定了国家的土地制度中对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以及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虽然有官方文件提到了母法，但恰恰否定宪法作为普通法律的唯一来源。

宪法确定的根本制度建构一个国家的根基和主要框架，而普通法律只是在根基和主要框架基础之上的补充和完善，从而构成以宪法为核心的全部法律规范体系。如果根据通说母法说，将合法理解为合普通法律，即人们行使基本权利的具体范围是由普通法律规定，这实际上是将宪法规范效力的实现依赖于立法，就会造成立法僭越宪法，宪法效力被虚置的实际后果。

笔者查阅了上世纪80年代包括张友渔、王叔文、吴家麟、许崇德、肖蔚云、张光博、何华辉、蒋碧昆、廉希圣、俞子清等宪法学前辈们编写的宪法学教材，发现除了何华辉没有明确提及母法说法外，其他几位都明确使用了母法这一说法。公权力介入私人间变得容易，原本作为国家义务的宪法权利保障义务有可能转化为市民的义务。从字面看，斯大林这句话，首先表达的应该是根本法的观念，即规定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为内容的。比如廉希圣先生提出，宪法是普通法律的立法基础和根据。

(2)宪法是普通法律的立法根据和制定基础，普通法律要以宪法为依据制定。说明如果不彻底阐明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仅在形式上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并没有实质性意义，这种做法，用宪法学者的话来讲，只给了面子，却丢了里子。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宪法至上是权力制约的根本要求，立法权是由宪法授予的，其必须根据宪法行使，而普通法律是立法权行使的结果，因此，普通法律通过立法权与宪法形成了一种间接的调控的关系。

前面的法律应该指的是普通法律，而后面的法律应该指的就是宪法，这句话的字面含义应该是：宪法是普通法律的法律。我国宪法学界通说认为宪法是母法，普通法律是子法，这种说法没有足够的理论依据，是对作为根本法、高级法的宪法性质的误读，是造成实践中宪法效力虚置的认识上的根源。

而且第二点仅仅是强调宪法作为立法的根据和基础，并没有强调其与普通法律在内容上的源和流的关系。这个论断明确指出宪法的基础性地位和最高的法律效力，在实践中，应当完善和加强合宪性审查工作，避免造成宪法效力虚无现象。

(2)斯大林关于仅仅是根本法的论断相比较而言，斯大林关于宪法仅仅是根本法的论断更容易导致母法说。他认为宪法的首要目的，并非作为根本法直接为公共问题提供答案，而是构建一个以政府责任、高度反思、公开说理为特征的审议性政治过程，其功能是结构性的而非实体性的……宪法为部门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结构性条件，它构造了立法者，但不为立法议题预设答案。反之，如果把基础理解为宪法不仅仅提供了立法权，而且还为普通立法提供了实体性价值的指引，即在宪法中不仅仅规范立法权，还提供了详细的实体价值的内容，需要普通立法对此范围进行具体化，那么，这就有可能包括了母法说的观念。可以看出，无论是总章程说，还是制度的笼子说，其本质都是一致的，都是强调对权力制约和监督。其次，根本法中并不必然包含着母法的观念，而母法只是根本法的可能内容，用母法来概括宪法的地位和特征实为本末倒置，冲淡了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地位和本质特征。虽然有官方文件中提到了母法，但也恰恰否定了宪法作为唯一的母法的地位。

只有坚持宪法的国家根本法地位，坚决维护和贯彻宪法规定、原则、精神，才能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而母法则是从内容来源角度来概括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强调宪法是部门法的来源，并不强调两者效力上的高低。

因此，需要认真辨析母法说，为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提供正确的理论基础。(一)理论上母法说并没有形成通说母法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比如吴绂征在1946年的文章中就提及，宪法是一切法律的母法。

宪法是根本法，而且仅仅是根本法，宪法并不排除将来立法机关的日常立法工作，而要求有这种工作，宪法给这种机关将来的立法工作以法律基础。比如许崇德先生说：马克思曾指出：‘法律的法律，即宪法是母法。

也就是说，普通法律其实存在着两种情形：根据宪法形成的普通法律和自行立法而形成的普通法律。一般认为，母法说之所以能够成为流行的通说，主要是因为宪法学前辈们普遍使用了这个概念。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强调宪法的主要任务就是确定国家根本制度和任务，以规范国家权力的行使，而普通法律则是作为国家权力之一的立法权运用的结果。我国宪法文本本身的设计也充满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理念。

近代以来，立宪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已经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但由于面临的具体问题不同，实践中各国宪法的具体形态可能会呈现多样性，正如日本杉原泰雄教授所讲：人类以国家为单位的各个历史阶段，每走过一个艰难困苦的里程，都要通过宪法来制定为克服困难所需要的新规则，以此来继续人类的发展。比如，民法典对约定不明的保证作了与原担保法相反的规定，那么，在宪法本身并没有改变的情形下，两部法律都声称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其中必定有一个是违反宪法的

进入专题： 宪法 。也就是说，普通法律其实存在着两种情形：根据宪法形成的普通法律和自行立法而形成的普通法律。

因此，高级法观念不必然导致母法观念，恰恰是母法观念成立的必要条件。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权威的说法和正式的文件中一般都使用根本法和总章程，虽然有官方文件提到了母法，但也恰恰是否定上述唯一的源和流关系的，母法这个说法只是宪法学者们对宪法地位的通俗的描述，而且大多数学者没有在通说的源和流的意义上使用母法。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全面依法治国中宪法的实施。在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应当加强对立法的合宪性审查。也即是说，在理论上其实并没有形成所谓的母法说。宪法至上是权力制约的根本要求，立法权是由宪法授予的，其必须根据宪法行使，而普通法律是立法权行使的结果，因此，普通法律通过立法权与宪法形成了一种间接的调控的关系。

只说‘依法如何如何，实际上是给普通法律以无限的权力……把宪法权力交给普通法律去做出规范，使我国从不会发生违宪的问题，即应当从制约立法权的角度来解读宪法。比如，在由吴家麟先生任主编，许崇德、肖蔚云先生任副主编，撰稿人均为宪法学界前辈权威所编写的高等学校试用统编教材《宪法学》中指出：在宪法中通常都规定了一国的立法原则，使立法机关在进行日常立法活动时有所遵循，同时又只能规定立法原则，而不代替普通立法，所以，许多宪法学家把宪法称为‘母法‘最高法‘基本法的概念了。

那么，母法说在当下又怎么会成了流行的通说呢?以及，应该如何正确理解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呢?下文将逐一分析。总之，从宪法文本的设计来看，我国宪法并没有体现所谓的母法观念，而是根本法，应当用制约权力的理念解读宪法文本。

正如斯大林所强调的：宪法是根本法，而且仅仅是根本法。正如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的，它在我们国家生活的最重要的问题上，规定了什么样的事是合法的，或者是法定必须执行的，又规定了什么样的事是非法的，必须禁止的。